刘亚洲妙笔评毛邓 兼评东方国民性
《明周刊》
2015-01-04
【王满导读】
首先，请注意，这是刘亚洲最新发表的文章。而且，从行文风格可以判断，此文绝非冒名之作。
第一遍读完，给我的印象似乎像一篇“游记”；第二遍看完，它却又像是一篇绝妙的“散文”；第三次再读，才感到这是一篇横亘数百年（特别是现代）的一篇近似鞭挞历史的“檄文”。
不是吗？他不仅将现代史中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作了某些精辟的论断，而且将各个时期独领风骚的领军人物作了一些新颖的评价。特别对华国锋领导打垮“四人帮”的细节，作出了亲临其境所获得的第一手真实过程的叙述。道出了“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。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。我痛惜昨天失去的”之感叹！
全篇没有口号，更无咄咄逼人的语气，娓娓而谈，最后是笔锋一转，以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，道出今日直奔 “深改革”主题的真谛。不是吗？请看下面几段语录：
▲“毛泽东一生以反封建为己任，结果自己却深陷在封建的泥淖中不能自救。”
▲“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就是专制主义。反映到领袖身上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。”
▲“一部中国现代史，翻来翻去就是两个字：无耻。要敬许多菩萨，可怕；如果只敬一位菩萨，更可怕；一旦敬了一位菩萨，便不许再敬其他任何菩萨，那就十分可怕。”
▲“我们民族血管里流着荒诞的血液。我们从小在荒诞的土壤中生长。大人变成孩子，孩子变成大人。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，结果长大了统统为人民币服务。”
王满
羊年正月十五
元宵节
【作者简介】：刘亚洲，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（正大军区职），空军上将军衔。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，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之女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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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人邓小平
车过宁强，“四川省境”的牌子扑面而来。我第一个念头便想到了邓小平。东方红，蜀地灵，中国出了个邓小平。或者说，亚洲出了个邓小平。他是距我最近的伟人。向南望，波浪一般的山峦汹涌而来。邓小平的家乡就在那一带。
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，最了解世界的是邓小平。农民造反夺天下，非毛泽东不可。农民蜕变为非农民，非邓小平不可。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大的差别在于：邓去过西方，毛只去过苏联。遥想清末，留着小辫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。短短数年，既未勤工，也未俭学。台湾人说邓天天看足球，钻咖啡馆；中共党史说他狂热革命，两说皆过，只要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即可。法国几年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唯有一解：他看到了什么是富足，而毛泽东只看到什么是贫穷。法国改变了邓小平，邓小平改变了中国，文明是无往不胜的。鸦片战争一声炮响，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带来了无数左棍子。凡沐浴过西方文明的人，统统知道对错，有的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。数遍中央大员，哪一家没有子女留洋？只有毛泽东。
铁的意志
四川人矮小，但有毅力，能吃苦。志愿军群英璀璨，四川人居多。黄继光、罗盛教、邱少云，俱是。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，却是一块钢铁。中共党内唯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，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。邓小平做过检讨，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，饶是勇气盖天，更显坚强。
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，全国批邓。江青、张春桥在政治局围攻邓小平。整整一上午，邓小平端坐在那儿，闭着眼。散会时，他拂袖而去，说：“我耳朵聋，什么也听不见。”
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，“铁娘子”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胜之威，傲慢如牛，冷峻如铁，对邓小平说：“你若非要收回香港，那只能得到一座空城。”邓小平则冷峻如钢：“空城也要！”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，趔趄一跤。后来邓小平对布什说：“我们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，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解决台湾问题吧。”气魄如宇宙。
罗瑞卿死后，邓小平提议耿飚任国防部长，遭到军中多数将领反对，几个元帅尤甚。邓小平淡淡地说：“好吧，开个会，大家畅所欲言。”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，邓小平参加。会上炮火连天，唇枪乱掷。耿飚如同躺在手术台上，被众人解剖个淋漓。邓小平一言不发，末了站起来：“都说完了吧？好，就这么定了，耿飚当国防部长。”扬长而去，丢下一堂目瞪口呆的大员。
西路军
下黄龙山，便是通衢之地川主寺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就高耸在一座小山巅，碑身贴铜。据说在特定的季节里，夕阳回照，碑体大发金光，藏民呼曰“神碑”。岳父（作者岳父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）和四方面军离开松潘不久，北上，奉中央之命组成西路军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苦卓绝的一幕。岳父率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黄河，九军、五军跟进。后胡宗南封锁渡口，后续部队未渡。西路军深入不毛之地，与回回军队展开激战。
西路军失败有两个重要原因：
1：不谙地形、气候。大漠浩瀚，无依托。回回骑兵如狂飙。天极寒，红军多南方将士，不适应。
2：民族仇恨。自清末回民大起义以来，回汉结下血海深仇。红军以阶级为纲，回回以民族划线。纵是赤贫的农民，杀起红军来毫不手软。1970年我野营拉练到宁夏，亲眼见揪出一隐藏多年的反革命——是一极穷苦的农民，当年曾亲手活埋过六十多红军伤病员。全军将士喋血黄沙，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成功写下了残酷的注脚。董振堂牺牲在高台城下，头颅被割下，在城头示众。20世纪80年代初我见到照片，触目惊心。一名红军女护士长，被回回钉在大树上，剖腹挖心。绅士围坐一团，饮酒。女红军雪白的裸体直到今天仍刺目。殷红的血直到今天仍流淌。
岳父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，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。他曾对我讲：“石窝分兵时，我和李特、徐帅在山坡上开会，点着篝火，往下一看，真惨哪！密密麻麻，全是红军的尸体。”岳父语调尚平静，我心却悸动了，鼻翅发酸。1992年6月，岳父去世前某日，他说：“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。”我敢打赌那些天他曾梦回河西，年轻的孙玉清、熊厚发微笑着迎接他。还有那美丽的女护士长，依然白皙，莞尔一笑，飘然去了。钉死她的那棵大树现在仍屹立在张掖县委大院里，自她的鲜血浸入之后，树就枯死了。
近代中国两次走到悬崖边
9月6日，从日喀则返回拉萨。途中，我攀登雅鲁藏布江畔的柔启山。登上海拔4700米的顶峰，我俯瞰西藏大地，山很新鲜，江河饱满，太阳很近，长安很远，雪映蓝天雪更艳，大好河山！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。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，我痛惜昨天失去的。
岳父曾道：“毛主席什么都好，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：同意把外蒙古割出去。”我永远记住了岳父的话。一个国家强大，首先要有辽阔的版图。祖宗挣下这份家业，子孙没出息，守成不足，败家有余。到我们这一代，应龙行虎步，不勒燕然非好汉。我像江总书记一样把忧虑的目光投向东南，那个小岛在呐喊，一个民族在内战。
再往东方看，那是美国。在美国上空，云成五彩，呈龙虎状。我暗暗心惊：“那不是古人讲的‘天子气’么？”美国人就要统治世界了。美国人深知，阻止一国崛起，最要紧的就是肢解它的版图。二次大战后它肢解了德国，英国曾肢解印度。冷战结束后它肢解苏联，现在又将南斯拉夫分尸。俄罗斯已死，美国对中国开刀，大陆和台湾都是美国全球棋盘中的棋子。小小台湾，有可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。若我对台用兵，正中美国奸计。台湾回不来，西藏再出去。
近代中国曾两次面临被肢解的境地，第一次是1840年由英国人发端，至1900年八国联军收尾，中国体无完肤。恰在此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欧洲列强纷纷参战，中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主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个政党——国民党与共产党相继出生。
第二次是从1895年到1945年五十年间，日本侵华。台湾先失，东北再失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中国大凶。这时日本犯了两个错误：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唤醒了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，此其一。日本原是循忽必烈灭宋的路线进攻中国的：由北向南，先取四川，把蒋介石逼到东南沿海。国民党吸取历史教训，倾全国之力发动松沪会战，竟使日本改变战略，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进攻。蒋介石得以退守四川，倚天险，倚美援，也倚苏联，论持久战。如果日本军部不被胜利冲昏头脑，把战争严格限制于北纬三十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，中国今天的版图难以想象，此其二。历史可一可二不可三。命运不会永远关照中国。
江西
毛泽东历来重视江西，他把此地视作他的后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他特意来赣汲取营养和力量不算，还把他的警卫员程世清派到江西当诸侯。程世清是毛主席的警卫员，忠心耿耿。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文章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，字里行间是煮沸的热血。我猜想毛泽东把邓小平发配到江西也是让程世清看紧他呢，程世清也确实这么做了。程世清是“江西王”，坏事做尽。
1969年，毛泽东把芒果送给工宣队，各地蓬勃掀起迎芒果高潮。当然是假的，用蜡制作。爸爸时任宝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，亲往火车站迎芒果，小心翼翼地捧着走过十里长街。两旁是市民，一个个脸红得跟猴腚似的。在一团忠君的氛围中我偷偷地想：一个假玩意，如此兴师，不值。我敢打赌与我同思的人不在少数。
而在江西则出了问题。程世清像爸爸一样捧着假芒果独行，路过贫下中农队伍时，一个青年农民突然以当地官话叫道：“假的呗！是个假家伙么！”犹如一颗炸弹投进人群，万人一片死寂，整个南昌城都吓得发抖。立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冲上去，把青年农民绑走。几天后，该农民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处以死刑。
听到这个故事，已是十年之后了，我所在的部队里一个江西籍的排长亲口告我。当时我俩在擦枪。讲毕，他眼睛微微发红，见我察觉，低下头去摆弄子弹。我看见一颗大大的泪珠滴在子弹上，我登时怀疑他与那个被杀农民的关系。俄倾，他拨出一颗子弹，用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这一颗给王洪文。”拨出第二颗：“这颗给张春桥。”第三颗：“给江青。”他一直拨出九颗子弹，全给了当时最靠前的国家领导人。最后的一颗他明确说：“给程世清。”我的心不跳了。
三官阁过街楼
在三官阁过街楼左近，有一幅文化大革命时期画的毛泽东像。毛泽东着绿军装，红五星、红领章至今保留着血一样的颜色。毛泽东微笑着挥手，不知想把中国人民引向何方。因此地位于门头沟山区，偏僻，此画得以保留下来。我和胖胖驻足，凝视，我脑子里倒海翻江。毛泽东一生以反封建为己任，结果自己却深陷在封建的泥淖中不能自救，他甚至扩大了这泥淖。他是有病的，什么病？“东方病”，又叫“亚洲病”。
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就是专制主义，反映到领袖身上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。领袖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把印把子握到底。老太阳落，小太阳起。印度尼赫鲁死了，就必须由他女儿英迪拉•甘地接班才行。甘地死了，轮到儿子拉吉夫•甘地。儿子又死了，又轮到儿子的妻子。北朝鲜金日成曾在他的“语录”中肉麻地夸奖儿子：“金正日同志是人民卓越的领导者。”金日成是五千年出一个，金正日是一万年出一个。在中国，蒋介石把宝座留给了儿子。在亚洲，凡个人终身独裁者，只要有条件，没有不走这条路的。令人兴奋的是，亚洲病开始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侵袭。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、南朝鲜，政权民选，大公司大集团仍是家族作坊。
这一切的根子不在专权者，而在人民。什么样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制度，而什么样的制度又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民。一个作家说：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“人民公仆”兴起的造神运动，不如说是“人民公神”发动的造奴运动。人民深信“从此站起来了”，却唱着“万寿无疆”跪下去。在官场，必言：“大人栽培”；在民间，常曰：“小的不敢”。一部中国现代史，翻来翻去就是两个字：无耻。要敬许多菩萨，可怕；如果只敬一位菩萨，更可怕；一旦敬了一位菩萨，便不许再敬其他任何菩萨，那就十分可怕。
大连
美哉此城！1966年冬，全国大串联，我和巫建兵、田迎庆、魏幼军等从烟台乘船来大连，孔有德、尚可喜、仲曦东、张万年都曾走过这条海路。三十年过去，记忆已不可寻，唯有大连火车站仍有较深印象。汽车可以一直开到二楼，为日本人建造，当时这类建筑罕见。后来看电影《兵临城下》最后一个镜头，国民党兵集体缴械，就是在火车站广场拍的。我一眼就认出来，“大连车站！”我叫道。三十年后故地重游，大连好得超乎想象。
1：建筑美。近年来全国建筑业一片浮躁之气，尤以北京为最。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物，现在又疯狂制造假古董，仍是一种破坏。北京城几乎没有一件可圈可点的建筑。陈希同不仅被他的腐败行径钉在耻辱柱上，也被他所钟情的建筑物钉在耻辱柱上，因此他的耻辱无论如何是不朽的了。大连则每一幢建筑都像惊叹号，旧建筑端庄稳重，如老人；新建筑婀娜挺拔，像少女。北京的建筑像生过一打孩子的双乳松弛的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。好好保护老的，好好建筑新的；老的不能新，新的不能老；女的不能男，男的不能女。
2：自然美。大海是上帝的赐予，不消讲了。山也是一片葱茏，这不能说不是大连人的伟绩。日俄战争中，所有的山头都被炮火夷平，连草也不长，哪堪树木？二○三高地除了掩体就是掩体，而今，焦黑的土地全披绿衣。从大连到旅顺口的路上，山林密密，心喜。自然美不能赖于自然，而赖于人类。北京岂不美？却被人为地破坏。大连规定：出租车禁用夏利、面的，必须大宇以上，因此出租车也成一道风景。不似北京，街上一片屎黄，“面的”排出的屁弥漫京师。
3：人美。早就知道大连姑娘漂亮，此次加以印证。举目则亮丽，回首皆芳草。我和胖胖在香格里拉游泳池游了一小时，进来了八位女性。或年轻欲滴，或稍年长，或带孩子，或傍大款，令人惊奇的是，竟个个漂亮。这是美国和法国的比例了。在京广中心泳池待一天，除了母猪笼就是黑牡丹，要不就是来个狰狞的大麻子，也是普遍的事儿。
安徽会馆戏楼
这是清代的建筑，气势恢弘，历时两百年，依然傲立。它虽然一脸沧桑，但比今天北京风起云涌的那些新建筑好看多了。今天北京的建筑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建筑，可以说集全中国，不，集全世界丑建筑之大成。
1：北京建筑充满了“皇城根儿意识”。陈希同曾指示：北京建筑要发扬“古都风貌”，于是，不设计成大屋顶的建筑，一概不批。细细一想，“大屋顶”是什么？宫殿嘛，老百姓自古盖房子就盖不起大屋顶。用古代话说，北京人离皇帝近，“天子脚下皆顺民”；用现代话说，北京人离权力近，有“中心感”。北京人思考问题动辄以全国为视野，那份指点江山的气派常常令外地人汗颜。事实上这是自古以来的天朝心态一直未曾泯灭，反映到盖房子上就是拼命追求宫殿化，甚至连公共厕所也用琉璃瓦砌顶。北京的中心是故宫，现代北京是座放大了的故宫。皇帝没有了，故宫照样生存。故宫是面镜子，北京也是面镜子，它把历史上的咸阳、西安、洛阳、开封，全都浓缩到了一起。中国的大本营搬来搬去，可中国人却没怎么变，就像蜂群一样，总是嗡嗡地围着蜂王转。我还有一个发现：故宫很像陵墓。其实中国所有帝王的宫殿和他们的陵墓都是同时建造的。西方人把天国虚置于天上，东方人则把天国实埋于地下。因此东方许多最伟大的建筑都是陵墓，如埃及的金字塔、印度的泰姬陵、中国的十三陵。陈希同的“古都风貌”渴望盖宫殿，殊不知在今天营造的却是一座座大坟墓，越辉煌就越像坟墓，越像坟墓就越辉煌，北京的建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。
2：没有文化。罗丹评述巴黎圣母院时说：“整个法国就凝聚在这座大教堂里。”吴冠中说：“我们每想到一个城市，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形象就是它的建筑。”今天北京整个城市就像满嘴镶了金牙的小商人，虽然金光闪闪，但一脸的没文化。我多次去巴黎，我住在北京，我在反复比较了两座城市的建筑之后，悟出一个道理：巴黎的建筑是由艺术家设计的，北京的建筑是房地产开发商设计的。艺术家要的是美，地产开发商要的是钱；艺术家追求永恒，开发商只顾眼前。建筑是文化的折射，人类的全部思想都会在一砖一瓦上体现出来。古希腊文明如果没有古希腊建筑作陪衬，一部希腊史就像要坍塌的样子。陈希同会说：东西方不同，我们学不了西方。那让我们回到东方。日本和中国香港同属东方，日本的建筑比中国香港的好，可我们偏偏学香港，而且学的还是它最坏的。吴冠中说：中环广场怎么样？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偏要做成那个样。这样一来不是香港回归中国，而是中国回归香港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情万丈地说：“将来从这里望出去，一片森林般的烟囱，那么多好。”一位中央领导才说：“老北京原来连一根火柴都造不了。”这句话荒谬到极点。北京需要能造火柴干什么？巴黎也许不能造火柴，它难道就不是巴黎吗？中国人首创了把白瓷砖贴到建筑物外墙的做法，外国人还以为是把厕所的瓷砖贴反了呢。言下之意，这些建筑物都是厕所。因为没有文化，北京马路越修越广，塔楼越盖越高，车流越来越旺，四合院越来越少，天空越来越灰，日子越来越黄。
我认为：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。我有四句评价：树种树死，水流水枯，鸟飞鸟尽，人住人亡。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观点十分犀利，他指着东一堆、西一撮，毫无规则、毫无章法的丑陋的北京建筑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，可陈希同生生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弄没了，比帝国主义还可恶！”法国建筑大师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闪闪发亮的大鸭蛋，一屁股坐在故宫、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旁边。反对者众，有些中国建筑师甚至如丧考妣。我倒觉得这个设计很棒，设计本身尚属次要，关键是他的创意。安德鲁说：“中国人二十年后才能接受我这个未来派的设计。”
宏庙胡同
这条胡同离中南海很近，尽是破烂民房。百姓们居住条件虽差，但生活一日滋润一日。房屋赛狗窝，可出了门，一个个却衣着光鲜。正是晚饭时分，从各个院落里飘出来的菜香凝固在空气中。我们看见一个妇女将半锅白生生的大米饭倒进垃圾桶，我乍舌：“淫佚至此！”从一间民房走过，看见一个背着书包、扎两支小辫、十多岁的女孩子蹦蹦跳跳而来，未进门就大声问：“妈，今晚吃啥？”屋中传出妈妈的声音：“饺子。”小女孩倚门而立，脸上立即改变成一副恶毒的模样，狠狠地说：“又吃饺子呀！”宛如让她吃毒药一样。我如受剑刺。饺子是什么？那是几千年中国人的单相思。过年才能吃饺子，几个月前孩子就频频梦见它。至今我仍视饺子为精品，岂知在新一代主人翁眼中竟弃如敝屣。
我不由得想起“大跃进”时中国遍地饿殍的惨象。农村死了人，埋葬以后必须要派人昼夜守候，否则立即就会被饥饿的人们挖出来吃掉。那时岳父到河南走了一趟，深谙民情，不停地讲坏事。有一天，毛泽东把他叫去。岳父走进毛泽东的卧室，毛泽东正懒散地躺在床上看书，说：“李先念，你是杞国人。”岳父不语。毛泽东接着问：“知道这个意思吗？”岳父答：“知道。开封西边有个杞县。”毛泽东说：“看来你读了不少书。”岳父说：“太原只够三天的粮食了。”毛泽东脸色沉下来，问：“送救济粮了么？”岳父答：“送了。可运粮车到阳泉又掉头开往济南了。”毛泽东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岳父答：“济南只有一天的粮了。”毛泽东挥挥手叫岳父走了。
那些日子，中南海仍举办舞会。岳父对我说：“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，可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，陪老人家跳。”一次，毛泽东拉岳父陪跳，岳父忍不住叹息：“多好的人民啊。”毛泽东听到后一怔：“为什么？”岳父说：“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。”毛泽东道：“按李先念副总理的圣旨办。”姑娘们脱下鞋，脚都浮肿了，一按一个坑，半天起不来。毛泽东黯然，说：“以后你们都别来跳舞了。”姑娘们却说：“我们都想来。”毛泽东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姑娘们答：“来跳舞，至少管一顿饭。”
豆腐池胡同
豆腐池胡同15号原是杨开慧父亲的故居，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此居住。胖胖走近那扇斑驳的大门，于是也走进历史，叩门：“毛泽东在家吗？”一个多甲子前，此情景必然发生过。那时的毛泽东，是个满口湖南话的愣头小伙子。是木，不秀于林；是锥，未刺破口袋。他来到北京求学，学不成；谋事，事不就。教授们看不起他，同学们揶揄他。毛泽东一生不满知识分子，说：“知识越多越反动。”文化大革命中，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残超过历代王朝，毛泽东心中不满的种子就是当时在北京种下的。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管理员，没干几天便被开除。蔡元培写信给一位姓蒋的老师：“毛泽东没饭吃，你给他找个差事，每月五块大洋就够了。”五块大洋便可支撑一个月，其困苦程度，可想而知。
1949年，共产党大胜，毛泽东作为真命天子入主紫禁城。他在中南海下榻的第一个晚上，从床上失踪了。江青到处找他，竟发现他躺在客厅的地板上。月光透过窗棂将水银般的光芒洒在地上，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。江青在他身边躺下去，温存地问：“老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毛泽东说：“我在想当年我在北平求学时的事情。那时我们八个湖南同乡住一间小屋子，晚上睡觉时，八人挤一张床，丝毫动弹不得。要翻身，都要事先通知身边的人。”
礼王府（西皇城根南街九号）
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中南海古建筑有些微损，中办遂抓住这个机会大兴土木。岳父本不愿拆他所居住的摄政王府，一再嘱咐：“能修修补补就不要推倒重建。”岳父搬到西皇城根南街九号，中办立即把摄政王府夷为平地，岳父甚恼。后来他迟迟不愿搬回中南海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后来华国锋看中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，想搬来，于是一个劲游说岳父搬回中南海。华说：“除了九号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岳父不愿搬，后经邓小平亲自拍板，才乔迁。华国锋搬进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，直到今天他还住在那里。岳父搬回中南海后，岳母留下这几幢厢房做仓库，又开辟了其中一个套间作为书房。我当时在空军创作组工作，不用上班。我有一毛病：写东西必置身于艰苦环境中，豪华安逸的房间不出作品。每天早晨，我骑车来到这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中午由宋兴东从食堂打饭送来。《广场》就诞生在这间房里。
华国锋已搬进来，此房后面的空地就是他散步处。我在屋里常能听见前中共主席那橐橐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很稳定，很沉着。我纳闷：这么稳定的步伐怎么还会跌倒呢？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，交城、清徐一带的人有种植葡萄的传统，华国锋弄了几株葡萄伺候着，他把治党治国的精力转移到治理葡萄上来。那几株葡萄被他养得坚实饱满，着实可人。葡萄下立着哨兵，既监视葡萄也监视华国锋。某日早晨，我听见华国锋训斥哨兵：“我的葡萄怎么少了三颗？是不是你昨晚上偷吃了？”哨兵嗫嚅着承认：“是我偷吃了，首长。”我大惊，原来华国锋对葡萄的粒数还心知肚明！
礼王府（二）
1974年，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旁的小松林中，我对小林说：“毛主席迟早会把江青抓起来，她干的坏事太多了。”李小林连忙用手捂我的嘴，说：“不许这么议论。”
1976年9月，毛泽东撒手人寰，我把黑袖章戴了整整一个月。看见手臂上的黑袖章，我老挥不去那种感觉：它是“联动”的红袖章。1976年10月9日，我到北京看小林，她见我还戴着黑袖章，说：“还戴它干吗？扯下来算了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。”我抑制住狂喜，问：“谁抓的？”“我爸爸和叶老帅。”
我了解的情况如下：最早启动这件事的人是华国锋。毛泽东去世才几天，他先到西皇城根九号来找李先念，说：“江青他们几个要闹事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李先念对华国锋不了解，不免警惕，反问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华国锋说：“今天我来，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李先念沉吟道：“那就开全会吧。”华国锋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，要抓人！”李先念一拍大腿：“嗨，你说到我心里去啦！”
二人商定：华国锋去找汪东兴，抓住8341部队。李先念去找叶剑英，抓住全军。叶剑英时住西山，李先念去看望。二人进客厅，打开收音机，宛如地下党接头般地密谈。议毕，李先念说：华主席还有一层意思，事体机密，“四人帮”爪牙遍京城，找完汪、叶后即请他们自行布置，不必再串联。叶剑英频频点头。李先念前脚走，叶剑英后脚就去找华国锋再次商议。叶剑英在华国锋处得到肯定后，迅即动作，将京畿地区部队部署停当。李先念则依计向一些可靠的老同志“吹毛毛雨”。
那些不眠之夜，外松内紧。李先念的护士小闻是上海人，长得极美，是王洪文推荐来。岳父曾问徐桂宝：“小闻可靠否？要不要把她看起来？”徐桂宝沉吟良久：“我看她是可靠的。”华、叶、李、汪这面摩拳擦掌，“四人帮”那厢则麻木不仁，沉浸在平和的气氛中。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。
10月6日，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布下重兵，由华国锋亲自通知“四人帮”来开会。他们像企鹅般地呆头呆脑地依次而来，被逮个正着。怀仁堂里只有华国锋和叶剑英二人，面容肃穆。华国锋拿着一张纸宣布“罪状”，解放军随即动手。王洪文企图反抗，动作激烈，但被士兵们推搡几下后便老实了。张春桥一进怀仁堂就明白大势已去，一言不发。从那一刻起到今天，二十年他再未开口，据说声带已彻底坏了。姚文元则熊包多了，一看阵势不对，喊了几声警卫员，不见回音，连忙说：“我有罪，我有罪。”他连怀仁堂都没进去被押走。江青则是在二○二被捕获的。这四个人被押进汽车，绕中南海一圈后又返回，就关押在怀仁堂的地下室里，直到全国局势稳定后才送往秦城。华国锋怀仁堂得手后，李先念驱车前往玉泉山。
旧的一页翻过去了，新时代真的开始了。在距离国务院九号院约三公里的宽街的一座院落里，一个矮小的老人咝咝地抽烟。叶剑英派叶选宁把“四人帮”被抓的消息告诉他，他毫不动容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。”
中南海小礼堂
紧挨勤政殿，与第四会议室一路之隔，原来主要功能是放电影。从毛主席开始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两个嗜好：跳舞与看电影。“文革”中跳舞之风被禁，于是就改成单一看电影了。那时从香港进来的片子叫“过路片”，意即路过一下便走。到岳父家做客，最豪华的招待就是晚上看电影了。我平生看的第一部武打片《女拳师》，就是在九号小礼堂看的。毛泽东“文革”中就在这座小礼堂看电影，岳父也是。
那时红卫兵攻击岳父是大叛徒，大字报在北门和西北门铺天盖地。晚上看电影时，毛主席一见岳父走进，就拍着自己身边的座位说：“先念呀，坐到我这儿来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叛徒！”
中南海西北门
中南海西北门是我们出入最多的门。此门为中南海不甚重要的一个门，出此门向南，是大西门，那是最重要的门，毛泽东、邓小平、刘少奇过去都出入此门。去怀仁堂、丰泽园也出入此门。毛主席唯一一次单独走出中南海，就是通过此门。
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，一天傍晚，毛泽东谁也不告诉，一个人走出大西门。在灵境胡同附近，被群众认出来。人们狂热地涌上来，簇着他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据后来目击者说，毛泽东不为所动，眼睛眯虚起来，凝视着西方渐渐沉下的太阳，脸上竟有一种似乎悲壮的表情。毛主席的卫士长听说毛泽东独自一个人出了中南海，吓得当场屙了一裤裆屎。
孙中山行馆
现为国家安全部内部招待所，一般不对外开放。赖北京安全局朋友贾伯伟安排，方得进。孙中山逝世于此。他的卧室很小，在一个旮旯里，只有一扇小窗，窗外是高墙，阳光吝啬。招待所所长说：“此卧室风水不好。孙中山被克死于此。”中国这套阴阳学如嫪毐[lào
ǎi]的阳具一般粗壮。信便有，不信便无。时而硬，时而软。有时灵，有时不灵。乔良说：“韶山有王气。一走近毛主席故居，便见山绿水美，一股森森的寒气逼来。”蒋介石派何键挖了毛泽东的祖坟，按说王气该断，偏毛泽东气冲斗牛，如九曲黄水奔腾咆哮不可挡。这是风水不灵最典型的例子。亦有神秘不可解的，海南发现毛公山，除山形酷似毛泽东外，山下有“解放村”“爱国寨”，山背有“红星洞”“延安井”，俱是历史上就叫响的地名，是一绝。
毛泽东更绝的是与“28”这个神秘的数字有关。繁体“毛泽东”正好二十八划，所以毛年轻时自称为“二十八划生”。毛泽东1893年出生，共产党1921年建立，这期间正好二十八年。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其中又恰好二十八年。共产党在莫斯科闹得正红火时也是二十八人，号称“二十八个半”，那半个是✕✕✕。国际惯例礼炮应放二十一响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偏说：“放二十八响。”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，正好二十八岁。古有“二十八星宿”之说，毛泽东莫非真暗合天命？
宝哥之死
宝哥真名叫陈永和，是台湾“四海帮”的老大，为人极为肝胆，义气干云。人虽羸弱，但昂然屹立于台岛黑风浊雨之中，名声特亮。他曾安排我秘密访问台湾，在国民党中造成“刘亚洲冲击波”，载入两岸交流史册。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博，一晚上输掉两千多万美金，是我亲眼所见。
1996年1月15日夜，我已入睡，忽被电话惊醒。得知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：宝哥于当晚八时左右在台北被暗杀。当时他正在自己开的“海珍宝粤菜馆”内与朋友聚会，有两个蒙面人闯入，对准宝哥连发六枪，脖子两枪，心脏部位四枪，枪枪致命。“四海”兄弟们连忙把宝哥送往医院。他的生命力极为坚强，一直到近凌晨一点才咽气。我整夜不能入睡，快天明时，蒙眬过去，竟梦见宝哥被害的场景，泪水止不住流出来。
宝哥与我交往已届七年，两情相悦，肝胆相照。他突遭意外，又死得那么惨，能不心碎！往事历历，更添一分悲。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酒店，一个块头极大的人与他发生冲突，见他瘦小，不以为意，却不料他猛然跃起，抓起大理石烟灰缸砸在那人头上，鲜血长流。我见过无数台湾人，谈及宝哥，无不竖大拇指。他有着极好的人缘，他成名于此，也死于此。他曾说：“我没有敌人，若有，只有两个：过去是蒋经国，现在是李登辉。”
1995年12月，在北京，他告我：陈履安和李登辉都来找他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参选总统。陈履安反台独，李登辉搞台独，当然要支持陈履安。可李登辉是现任总统，大权在握，一旦拂他的意，“组织”和兄弟就岌岌可危了。李登辉心黑手辣，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他坚毅地说：“就是搭上性命，也不给李登辉做脸!”近来，海外盛传台独组织从日本重金聘了一批职业杀手入台，目标是反台独人士。宝哥对此并不在意，对我说：“台湾是我们的天下，哪有日本人来作秀之理？”竟不防范，结果在“四海”自家的根据地里，却着了别人的道，宁不哀哉！
三年前，我曾送他一块印石，上镌八字：“国之大宝，四海归心。”那是我真情的流露。将来我要为宝哥立一块碑，上面仍刻这八字。宝哥，请安息。二十年后你又是一条好汉。那时我已年届六十。
虎跳峡
险！金沙江浩浩渺渺而来，在此处蓦地被横断山挤成一条细腰。金沙暴跳如雷，推开万仞绝壁，挣扎而下。一江怒水向北流，水势锋利如刀。黄河壶口瀑布扔头猪，下游捞起已褪光毛。曾有骡子跌下虎跳峡，不出一里，已成一副骨架。离虎跳峡尚远，隐隐闻杀声，如万马千军鏖战急。接近峡口，吼声震天。下到峡底，耳聋，只见嘴动，不闻话声。浪花迸射如雨，击人脸，生疼。
十余年前，洛阳汉子郎保玉在此漂流，殒命江底。郎保玉因虎跳峡而扬名，虎跳峡因郎保玉而更出名。郎保玉原是洛阳一工人，家贫，听说外国人要来首漂虎跳，他奋起：“不能让外国人抢了先！"遂有壮举。离家时，与妻儿告别后，再不回头一下，一如当年荆卿。壮志不谓不凌云，但动机不纯心态不平，胸怀不宽，粉身碎骨已注定。外国人为何不能首漂虎跳？外国人首漂了中国人就没出息了？中国人该出息的地方多的是，用不着拿虎跳和壶口赌气。
郎保玉勉强算条好汉，后来在壶口出现的汽车、摩托、自行车，统统混蛋。我们强大时就认为对方卑贱；到了衰弱的时候，自己又首先瞧不起自己。赖小平福，刚及温饱，便忘乎所以，欲当第一。做人应有大聪明，大国应有大气。
世界有三个市场：第一市场是发达国家的场地，他们以发明创造来赚全世界的钱，如美国；第二市场是购买专利进行生产，如日本；第三市场是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生意，如香港。欲强大，必须进入第一市场。
我们发明了什么？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有一发明：把硬币用一根线穿起来，在投币电话上反复拉动，不花一文钱，就可以把电话一直打下去。跳壶口，是爱国主义；漂虎跳，是民族自尊；穿大漠，是为四个现代化奉献。荒诞被当成庄严，甚至被当成神圣。我们荒诞了何止百年？
朝鲜战争中，一位司令员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战况，毛泽东请客。桌上有肉，毛不吃；饭后端来苹果，毛也不吃。司令员诧异，询问。毛泽东答：“你们在打仗。”司令员回到朝鲜，向部队传达，全军猴急。进攻某山头，平素打了许多次都冲不上去，这回战士们冲锋时高呼：“叫毛主席吃苹果！叫毛主席吃苹果！”一下就冲上去了。
我们民族血管里流着荒诞的血液，我们从小在荒诞的土壤中生长。大人变成孩子，孩子变成大人。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，结果长大了统统为人民币服务。
某小学政治考试题中有这么个题目：我们区的区长叫什么名字？孩子们凭什么要知道区长的名字？！他们知道那个如雷贯耳的模范的名字已经足够了。而那个模范相当可疑，他做好事不留名，却把好事桩桩件件记在日记里。
除了教育，还有宣传机器。“四人帮”的宣传机器是天底下最坏的东西，人能被说成鬼，鬼能被说成人，大粪变成黄金。张春桥、姚文元整整欠下两代人的血债。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新闻：报纸上，其他地方到处是新闻。
前数日，某电视台宣传一农村干部，村里发大水，十几个孩子被淹，其中有他女儿。他只救其他孩子，不睬自己的女儿。水势渐长，女儿大哭：“爸爸救我！”却不睬。结果十几个孩子遇救，独他女儿溺死。他抚尸恸哭，一村皆哭；电视前，一省皆哭。独我冷笑：这种东西，还有丁点人味吗？宣传个什么趣！说他是畜牲，便污辱了畜牲，畜牲比人强。
汉奸
背后这棵枯树兀自在风中呜咽。它已死去五十多年，但屹立不倒，整个庐山都在聆听它的冤屈。它曾是“神树”，保佑庐山。抗日战争中，日本鬼子进攻庐山，受到中国军队截截阻击，死伤枕藉，上不得山。有汉奸告密：毁掉“神树”，才能上山。于是日本人用飞机炸毁“神树”。汉奸领着日本人从小路攻上来，庐山陷落。汉奸比鬼子更鬼子，协助外国人残害自己同胞，从古至今，中国第一。抗日战争也可以唤作“抗奸战争”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抗奸战争正末穷期。
“汉奸”这名儿也起得真妙，为什么不叫“华奸”？因为当汉奸的大都是汉人。汉文化是应好好反省了。最坏的主意是汉人出的，最好的山林是汉人砍的，最多的人是汉人生的，最不适宜的制度是汉人建立的。江青只能在中国，只能在汉族中产生，不可能在维吾尔族产生，也不可能在藏族、蒙古族产生。
走笔至此，想起一个故事。抗日战争中，日军在河南烧、杀、奸、掠。有一个农村二流子也找来一身日本军服披上，拦住一个妇女欲强奸。该女甚烈，坚不从。二流子扑上去又撕又打，妇女反抗，相持不下。二流子终于开口，滚出一串浓郁的豫腔：“妮儿，你就从了吧。”妇女两眼一瞪，也用豫腔答：“咋啦？皇军也是河南人儿？”
《Samarcande》（《莎玛坎地》）
Jean Philippe Audin （尚·菲利普·奥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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